百年风雨重追索

走过百年光荣与梦想的荆棘之路，经历一个世纪的风雨兼程，返观来时之路竟有不辨路标的梦中依稀之感。而历史的真相有时确如三尺小童捉迷藏，是隐中有显，显中亦有隐，互相交汇，一时大有进入迷宫之惑。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非有细达毫芒的鉴别力，过人的勇气胆识，难中历史之鹄的。巴蜀书社新近出版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先生的新著《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便是对晚清历史中的一些迷团做有力的澄清和辨识。

已成为吾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显学的戊戌维新运动，即是这样隐显交织的一团历史迷雾。袁世凯出卖维新志士和当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自然成了历史主流话语所界定的“反面人物”。但他并非从娘胎里生出来就是坏蛋，应是不言自明的。新近于美国翁万戈先生处发现的，他呈给帝师翁同的两封说帖，就极好地表明了这一点。袁世凯的说帖显然没能像康有为的变法策论一样，引起翁同的关注，以致上达天听。其因在于康的策论激烈而煽情，对老臣勋旧一律排斥而“打倒”，而袁则主张适当联合，以取得对改革的广泛支持；康主张从中央政府变革开始，进而天下影从，一蹴而就，而袁主张选择两三个忠诚的督抚从地方进行改革实验，然后逐渐推广。但彼时作为帝师的翁同由于深感国之将亡，亦欲痛下猛药，故尔袁氏的改革说帖自然必遭冷落。倘若历史可以重新设定的话，我们推想袁氏的变法说帖更容易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那么历史或许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我们不说袁世凯比康有为高明多少，也没有为袁世凯翻案的必要，说帖的发现及他后来的丑行，诚如孔祥吉所说，“晚清以降，中国的不少官僚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袁世凯的特征，他们了解真理，知道什么对国家、对民族之进步有裨益，但是当国家民族利益与一己之私利发生冲突的时刻，他们大多会牺牲整体利益，而保全自己……”（《被忽略了的维新蓝图》）纵观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改革均以失败告终，固然与袁世凯这样品行低劣的人出卖不无干系，但更重要的是，专制制度是不可能让你从中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的。腐朽的制度不只是不保障改革者的生命安全，像李鸿章那样接受俄国的贿赂而卖国的行为却屡屡发生（《俄使行贿揭秘》），像慈禧、皇帝及其妃子们各自靠卖官得钱的事也不在少数（《珍妃卖缺纪实》）。更为可鄙的是，腐败的制度必须依靠让人与人之互相攻讦，发人隐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种以民众人格的堕落来弥补制度缺陷的做法，实在是使全民族整体素质恶化的短视行为（《沈荩血案内幕》、《从唐才中“慷慨就义”说起》）。